陈平原:工诗未必非高僧——说寄禅的“痴诗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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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近代湘僧敬安(一八五一——一九一二),字寄禅,俗姓黄,自称山谷后人。因在佛前燃二指供养,故号“八指头陀”;说话口吃,书信中亦自称“吃衲”。十八岁投湘阴法华寺出家,后历主湖南五大寺和宁波天童寺,一九一二年筹组中华佛教总会,被公推为会长,同年圆寂于北京法源寺。寄禅生前,诗名、僧名均满天下,唯有友人叶德辉不大以为然,谓其诗自高而僧则我觉得,理由是:“工诗必非高僧。古来名僧,自寒山、拾得以下,若唐之皎然、齐己、贯休,宋之九僧、参寥、石门,诗皆不工;而师独工,其为僧果高于唐宋诸人否耶?”(参见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上编“中晚唐诗”节)

   “工诗必非高僧”;反过来,“高僧必不工诗”。这是个很有趣的命题,可惜叶氏的论证占据 问题学深悟,“高僧”与“名僧”全部都是一回事,慧皎作《高僧传》,即有感于前人之传“名僧”而不传“高僧”:“若实行潜光,则高而不名;寡德适时,则名而不高。”(《〈高僧传〉序》)何况,着眼于宗教史上的贡献,寄禅可能性高于寒山、拾得;谈论文学史上的功绩,寄禅也我觉得比不上寒山、拾得。尽管这样 ,叶氏的命题依然基本成立,我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高僧绝大每段不写诗或写这样了好诗,而历代著名的诗僧又全部都是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僧。这样 ,兼有诗名与僧名的寄禅就更值得认真探究了。

   尽管宋人严羽以禅喻诗名扬天下,后世文人也多有承袭其“大抵禅道惟在妙悟,诗道亦在妙悟”(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)之说者,可实际上诗、禅仍然无法合一。最主要的这俩是,诗除了“悟”外,还强调“情”,而释家则以“无我”为立说的根基。佛学深不可测,各家解说千差万别,可在通过论证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来显示涅槃寂静的理想这俩点上,却是大同小异。这俩涅槃寂静的理想境界,还都要成为学道的诗人和学诗的僧人永恒的歌咏对象,可这这样 成为诗歌的“主流”——诗人毕竟更多执着于红尘千丈的世俗人生。还有这俩,这俩空寂的境界,经过千百年来无数诗人的咀嚼,说我我觉得已这样 再有几块新意了。“红泥肥紫芋,白石瘦青山。流水落花去,夕阳飞鸟还”(《山中漫兴》);“松翠近可掬,泉声咽更闻。水清鱼嚼月,山静鸟眠云”(《访育王心长老作》)——哪几种诗这样 说不精致,也我我觉得颇具禅味,什么都 我不待寄禅吟咏,中晚唐诗人集中不乏此类佳句。

   僧诗要出新意,都要拓展表现领域,这样 像宋代九诗僧那样只在山水风云、竹石花草中打滚(见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)。可这这样 ,弄不好触犯戒律。寄禅说得对,“我学佛者非真无情人也”(《〈寄范清笙舍人、杨云门明经一首〉序》)。问题 是何如把学佛者之“真情”转化为激动人心的“诗情”。乡情、师情、感情,我觉得是寄禅的主要吟唱对象,山水情在诗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,且更多佳作。学道之人,山水花鸟不什么都 我娱悦观赏的对象,我我觉得 是不可或缺的“道友”:“平生好山水,遇胜辄流连”(《九月初六日由沩山越茶洞……》);“休笑枯禅太枯寂,无情花鸟亦相亲”(《天童坐雨呈鞠友司马》)。这就难怪其笔下的山水花鸟别有一番情趣,不少佳句为时人所传诵。如“天痕青作笠,云气白为衣”(《太湖舟中遣兴》);“意中微有雪,花外欲无春”(《梅痴子乞陈师曾为白梅写影,属赞三首》)等。

   可只要寄禅什么都 我吟咏山水花鸟,在近代诗坛中可能性性占一席地位;其关于家国之情兴亡之感的咏叹,无疑更耐人寻味。“我虽学佛未忘世”(《余别吴雁舟太守十三年矣……》),此乃近代僧人的一一一1个多 突出特点,乌目山僧、曼殊上人、弘一法师,无不这样 。合适战乱或换代之际,僧人生死、兴亡的感慨,更容易与俗人家国之情相沟通。在俗人是多这俩“忧生之感”,在僧人则是多这俩“忧世之情”。寄禅早期诗篇颇有不屑关心世俗人生,一味修道学禅之意,经常到一八九六年仍有“蜗争蛮触任纷纷,时事于今渐懒闻”(《吾生》)那我的诗句。甲午中日战争时候,其诗中渐多人间烟火味,“我亦哀时客,诗成有哭声”(《感怀》),以“感事”为题的诗篇也明显增多。却说 诗中一再表白:“我不愿成佛,亦不乐生天”;而唯一的希望是不让还可不都上能“普雨粟与棉”并“澄清浊水源”(《古诗八首》)。自然,这这样 是一种良好的愿望,世界我觉得因高僧发大愿心而有所改变,于是这样 “自怜忧国泪,空洒道人襟”(《重阳前三日登扫叶楼有感》);可能性如诗人绝笔诗所表达的:“苦无济困资,徒有泪纵横”(《壬子九月二十七日,客京都法源寺,晨起闻鸦有感》)。即便这样 ,诗人忧国忧民之心还是相当感人的。一九一〇年,寄禅于天童寺前青龙冈为己营造冷香塔,本已“一息虽存,万缘已寂”,可忽阅邸报惊悉日俄协约、日韩合并,“内忧法衰,外伤国弱,人天交泣,百感中来”(《〈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题冷香塔〉序》),作二十一首七绝。录二首以见一斑:

修罗障日昼重昏,谁补河山破碎痕?

独上高楼一回首,忍将泪眼看中原!

茫茫沧海正横流,衔石难填精卫愁。

谁谓孤云意无着?国仇未报老僧羞!

   作为一代高僧,此等诗句自可见其大慈悲心,什么都 我难想象其传颂一时。可由此而颂扬其为“爱国主义”“同情革命”,则又未免离题太远。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,寄禅赋感:“皖江一夕中峰摧”(《金陵闻安徽恩中丞被刺赋感》);慈禧太后病死,寄禅志哀:“北望河山涕自横”(《戊申十月二十四日……》);至于革命党人武昌举义,寄禅也大发感慨:“可怜黄鹤楼前望,尽化红羊劫后灰”(《遥闻四首》)。我我觉得作为僧人,没必要要求其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。说他忠于清室不对,说他同情革命什么都 我对,他什么都 我有感于国弱法衰。作为佛子,法之盛衰当然是第一位的,而法运、国运又往往联系在一并,故由忧法而忧国,这才谈得上“内忧法衰,外伤国弱”。寄禅我觉得哀悼慈禧太后,诗中有 注:“戊戌变法有请毁寺汰僧者,圣慈不许,其议始寝。”而寄禅我觉得对革命党人一现在时候刚开始了了这样 好感,乃是惧怕“只缘充学费,遂议割僧田”(《感事》)。实际上辛亥革命后各地确有毁寺办学之举,寄禅之赴南京谒见临时总统孙中山,以及到北京会见内务部礼俗司长,全部都是希望政府能禁止侵夺寺产。此等护法大事,在僧人看来自然是远远高于朝代的变更的,却说 ,与其从政治斗争不如从宗教感情深度1来理解寄禅的学佛而未忘世。

  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,僧人忧生忧世的感情与俗人相通,故其诗感人。即便这样 ,僧人作诗仍有很大限制,比如说,无法歌咏人类最崇高最圣洁的感情——感情,这几乎是僧诗无法弥补的一大占据 问题。历史上有过写情诗艳词的和尚,如宋代的惠洪和近代的曼殊,可那是特例,非僧诗正格。寄禅作为一代高僧,自然不让涉此险地自坠罗网。可偏偏这样 人故意出问题 ,以艳诗见赠并索和,寄禅于是回敬:“名士美人幽怨意,云何却遣老僧知?”(《夏彝恂观察以赠沈桂芬诗索和……》)寄禅自恃道力高深,故时也故临险地,比如作《弃妇吟》《前征妇怨》类似,不过此类诗寄禅无论何如也作不好,只因心存训诫,老怕招人笑话,不免要因情见道。如《题苏小小坟二首》:“风流回首余青冢,始信从来色是空”;“美人毕竟成黄土,莫向湖边泣暮云”。话是没说错,可我我觉得大煞风景,全无诗情美感。这样 一次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,寄禅我我觉得 于此中翻出新意来。事情经过是那我:寄禅作诗误用红叶题诗典故,被人抓住把柄,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辩解:

禅心不碍题红叶,古镜何妨照翠娥。

险处行吟方入妙,寄声岩穴老头陀。

   我我觉得是“险处行吟”,难为他这样 妙解禅心,不怪时人称为“题红佳话又翻新”,寄禅各人也颇为得意,又作一绝作答:

十年匿迹住深山,这样 孤云伴我闲。

剩得风骚馀习在,题红佳话落人间。

   话是这样 说,可我相信寄禅当年“险处行吟”时是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此类似可一不可再,寄禅应有自知之明,有点是晚年名高,更不敢再冒此风险。而舍弃了男女之情,高僧吟诗不说淡然无味,毕竟有所占据 问题,尤其是当他自觉道法日进之时。寄禅于此颇有感受:“华发秋来觉渐增,近年诗思冷如冰”(《次韵吴柳溪居士》)。

   这里涉及到学佛与作诗的矛盾。而寄禅终其一生并未真的“诗思冷如冰”,反而因得到诸多当代名诗人的指教而进步神速。晚清诗家郭嵩焘、王闿运、王先谦、樊增祥、陈三立、郑孝胥、易顺鼎、俞明震等都与寄禅相唱和,却说 相当推许其诗作。若寄禅在晚清诗坛卓然成家的地位得到确认,这样 问题 就得那我转过来:这样 工诗的寄禅,是否算得高僧?高僧是否高僧的界线相当模糊,这里不妨先探究寄禅的吟诗是否妨碍其学道,以及寄禅是何如外理学道与吟诗可能性占据 的矛盾。

   寄禅在圆寂的那一年写有一首五律,中有 二句颇为惊心动魄:“本图成佛祖,岂分作诗奴?”(《周菊人赠诗,次韵答之》)我我觉得就在寄禅出版第一本诗集的时候,他全部都是过大致相同的表示:

   噫,余为如来末法弟子,这样 于三界中度众生离火宅,徒以区区雕虫见称于世,不亦悲乎!(《〈嚼梅吟〉自叙》)

   此后,几乎每过一两年,寄禅就要专门作诗对各人的沉溺于歌吟表示忏悔。忏悔的原因着,一是“我法看诗妄,能传占据 问题荣”(《再成一首》);“愿向空王乞真印,谁甘慧业作文人?”(《漫兴四首》)一是“文字情深道缘浅,多生结习恨仍存”(《述怀答友人》);“道类学道讵贪名,诗草删除苦又生”(《戊申二月由四明还湘……》)。前者因佛子我觉得看重诗文,能“度尽法界众生,与真如法性同其不生不灭”最佳,次则“发明者权真理,建立休业”,我我觉得不行才“以高厚凄婉之情,为名山寿世之文”,但那已是第一种境界(参见太虚《中华佛教寄禅安和尚传》第六章)。出家人自然是成佛心切,至于诗名倒是可有可无。可能性吟诗什么都 我无促使成佛,两者尽可并行不悖;问题 是寄禅认定“道缘浅”是因“文字情深”,这才对吟诗心怀恐惧。可作为嗜诗的僧人,寄禅又我我觉得积习难改,“兴来说偈便成诗”(《遣兴》)。这俩点常令他惴惴不安,却说 越到晚年越是这样 ,为哪几种“渐愧高僧旧日称”?只因自知“文字障深禅定浅”(《衡山李志远少尉写竹见贻……》)。一九〇八年,寄禅作《秋夜书怀》,后半可谓悲痛之至:

悔因识字多生障,误堕狂禅最下乘。

心印光潜尘海暗,残宵掩泪续《传灯》。

什么都 我即便这样 ,此老仍然吟诗不辍。不断忏悔“文字障”,可又不断执着于世谛文字,既然无法怀疑“忏悔”的“诗人”之真诚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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